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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对于李幼文来说，一个工作机会，并不能使她感到欣喜，她还没有体会到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乐趣、寻求寄托的道理；相反的，却一直在担心着上班办公的生活，会剥夺了她的自由，使她无法忍耐。然而为了章敬康，她愿意勉为其难，同时，她对秦家兄妹为朋友那样尽心尽力，也很感动。因此，跟她母亲一起搬到高雄，避开章敬康，免得他跟秦飞发生严重冲突而惹出杀身之祸，这个原则，是她坚定不移的决定。

    问题在于实践这个原则，有许多困难。

    首先，秦飞是不是肯让她离开台北？她毫无把握。她不敢瞒着他潜逃，这有许多原因，最明显的是，如果她失踪了，秦飞一定会认为是章敬康捣的鬼，咬住他要人，势必弄出大乱子。这一来，岂不是与维护章敬康的原意背道而驰。

    她冷静地考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认为只要把话说明白，搞清了利害关系，秦飞是没有理由反对的。

    为了使秦飞易于接受，她先得要博取他的欢心，而能够使秦飞高兴的，只有两样东西，一样是钱，一样是她的肉体。

    于是，她换上一套她仅有的最好的衣服，去洗了头发，然后到了中山北路，七转八弯，走进一条夹在矮小的房子中间的一条窄弄，推开一扇小门，悄悄走了进去。

    “小红！”一个中年女人欣喜地叫她，“你怎么好久不来？”她接着低声地说：“胖胖的朱先生来找过你好几次，一天晚上喝醉酒，一定要叫你。我告诉他，不知道你住的地方，他不相信，发脾气把收音机都砸坏了！”

    “小红”是李幼文在那个地方所用的名字。她想，朱胖子是个好户头。她知道他的电话号码，本可以直接找他，避免那